为晨曦而流泪,十年下来不差钱

by admin on 2019年12月16日

  不过,他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人生理想就是画画,他的成就感与愉悦几乎都来自于创作。所谓生意,不过就是为了满足生存的尊严而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认为自己在生意与创作两方面都“不务正业”。

  韩必省信奉“笔正、心正,斯为道也”之古训,在幼年的启蒙识字时,就撷取孔子《论语》中的“吾日必三省吾身”而择名为“必省”,效先圣之“三省”,师古创新,“三省”其身——省商道、省公德、省艺术。

著名学者刘小枫在看了丁方作品后说:“丁方作品的基调可用古希腊人埃彼斯拉莫斯的一句话来描划:‘肉体是大地,但精神是火’”。

 

  “一省”商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是韩必省之一省。如今,既是书画家又做经纪人的韩必省认为:无信则不立。“三省堂”着力为书画界的老师和同仁们创造一个展示作品的艺术殿堂,以凝聚力、辐射力和吸引力来兼容诸家流派之长,资源共享,达到“尊重文化创新,传播书画精品,保护知识产权,维护作者权益”的目的。

2002年,从3月至11月,丁方陆续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举办了《风化与凝聚?丁方艺术展》,这是对他近二十年艺术创作的一个集中展示和回顾。

  最早开办公司时,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画画几乎搁浅,画家高泉强“失踪”了;解决生意上初步的生死问题后,开始二八开,两成时间画画,八成时间生意;到温饱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画画和生意一半一半,只要回到家拿起画笔,立刻把全部生意挡在门外,有事情请明天到办公室来谈。

  本版摄影
新报记者 段毅刚

这个巡回展览产生了广泛影响,一些年轻观众尤其感到惊异,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当代艺术中还有着这样的追求。的确,在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这样的艺术几乎已被淡忘,但时间终究难掩其光芒。著名画家袁运生看了这个展览后深感振奋,他认为“丁方的艺术已构成了一种在当今中国极有价值的现象”,“他的艺术整个是一种质朴的艺术。这种艺术所创造的力量超过了那些造作的东西”。“他给你的是一种整体的力量,不是一幅一幅的画,而是整个展览的力量”。

  接下来,老高打算以一年两次画展的频率先在浙江做个人作品全省巡展。省内巡展之后,差不多五年时间过去,他的目标是在上海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分别做两次个展。上海和北京,分别是个展的顶点,预算他都做好了,差不多每次50万元到100万元,挺贵,但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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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1980年秋冬。说也奇怪,一踏上黄土高原,那些沉睡在他体内的感觉全出来了,好像这是一片在等待着他的土地,好像他回到了天地刚刚开创的那个时期。在一篇题为《山魂与人灵》的文章中,丁方这样写道:“自幼我就酷爱绘画。迄今为止,我已记不清自己曾去过多少名画家处拜访,曾在各种绘画学习班中度过多少时光了。但这一切在我踏上黄土高原之后,均变得微不足道:因为与高原所展示给我的前景相比,过去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一系列低头看着足尖的不自明的摸索罢了。”

  比起生意人,老高更在乎自己是个画家。比起画家,老高更在乎自己是个艺术家。他不希望自己的艺术身份被现实生活过滤掉,也不希望自己的艺术天分被人们遗忘掉,所以他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选择了回归艺术,开始专注于创作。

  在画廊里,记者见到装裱在镜框内的萧朗、龚望、王颂余、韩天衡、文怀沙、孙其峰、刘炳森、陈骧龙等十余名书画大师分别题写的“三省堂”真迹,各种字体流派荟萃,或苍劲有力,或高雅深邃,飘逸着翰墨书香,细细品味真是一种享受。

1984年1月,丁方赴太行山体验,继续创作《城》系列,直到创作出《走出城堡》。的确,《走出城堡》是一个转折点:画面上一个人影在两岸城堡的注视下独自向前踽行,而极远处的那道光昭示着一个新境界的瞻瞩。丁方已经意识到要迎接那道启示之光,就必须摆脱历史幽灵对他的无休止的纠缠。

  自幼学习中国画,1980年开始中国画创作。曾师从包辰初、姚耕云先生,同时也深受陆俨少艺术思想的影响,多年来老高一直坚持写生、创作。2006年出版《高泉强画集》,其中收录的是1998-2006年间的作品。这个创作期,与他的生意完全同步,看起来,他压根儿就没放弃过画画这件事。

  心中的“三省堂”

就这样,命运的指针指向了那遥远的黄土高原。或者说,一个正寻求出路的年轻艺术家,靠他最本能的直觉,一下子就确定了他在这个茫茫世界上的方位。

  用生意换来创作上的自由自在

  韩必省“南人北相”,身材高大,长相敦厚,眼中透着灵气。他没有像许多温州人那样早早起步经商,而是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韩必省书起于颜楷,秉承魏晋碑版,涉秦汉篆隶,北碑南帖,广为涉猎。他以隶书见长,行笔内涵高雅,章法结构严谨有度,黑白揖让有致,呈现出集层次、节奏、空灵为一体的美感。韩必省的画作以传统绘画为本,初习刘奎龄,临摹古人作品,揽宋元工笔画之神韵,汲中西、古今技法之精华。

他一方面满怀激情投入绘画的研究和训练,一方面开始酝酿自己的创作,这最初的成果,便是他在1984年前后创作的《收获》、《抗旱》、《纤夫》、《洪水》等作品。从主题和风格上来看,它们和他的素描有一种承接关系,但它们更富有油画本身的力量,画面上通过油彩的层层铺叠交融而产生的浮雕般的肌理效果,人物身上起伏的筋肉与山脊的起伏,使人感到一种更深厚有力的跳动与呼吸。它们更趋向于丁方所说的“史诗”。纤夫是画家们常画的题材,但丁方的《纤夫》却具有更饱满、深刻的感人力量。为了突出这些走来的纤夫,作品采用了充满紧张动势的斜向构图,人物因过度的劳作而张开的嘴,给人以欲语无语、悲苦无告之感。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荷尔德林的诗句:“若生活为全然之劳累,何不抬望眼,仰天而问”。在对苦难的承受和追问中,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宗教情感的流露。

  老高的生意就是替企业解决形象问题,1996年,马云的中国黄页也由大地广告做过形象策划。进入新世纪,大地广告开始转型:由原来简单的企业形象策划和平面设计开始转向企业品牌思想体系建设和品牌服务。这种变化,其实正顺应了很多企业日渐旺盛的发展需求。2000年以后,大地广告和浙江龙盛企业深度合作,帮助龙盛从形象营销转向品牌营销,帮助龙盛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清晰企业的责任和价值。2004年,龙盛成功上市,大地广告起了很好的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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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转折点是在三年级。当时班上有一个写生计划,要到苏州画园林。他当时就感觉到,他自己要有另外的打算了。苏州精致、唯美,但决不是他心之所系。他想在中国找到另外一种更有力量、更能唤起他的事物,而不是那种小桥流水、带“脂粉气”的东西。他感到中国的艺术就是被这类“诗情画意”害了!

  既然如此,为何不画?

  今年要赴国外举办数次颇具水准的书画展,将韩必省2007年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年初他将赴香港,年中将赴美国、加拿大分别举办个人书画展;如今则正忙着筹备赴意大利的个人展及每年一次的赴韩国个人书画展。这些将成为他今年的几个亮点。韩必省把弘扬、推广中国的文化艺术作为了自己的责任和追求。

这种经历唤醒了他“身体中的北方”。这不仅使他意识到自己古老的血缘,还使他意识到这世上有一种超越了个人的更伟大、深厚的生命存在。他深深爱上了黄土高原,那峡谷里奔涌的黄河、被流水纵横切割的富有力度的坡壁断层,高原上绵延着的山脉和巅顶,对他都有了“生存论上的深远意义”。他经常沿着黄河走,在峡谷里轰轰隆隆的浪涛声中,一走就走很远……

  关于赚钱这件事,老高看得很通俗——

  作为书画家,韩必省把艺术作为毕生的追求;作为儒商的韩必省,又想让艺术感染更多的人。他想做一件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的事。他说:“北京有‘荣宝斋’,上海有‘朵云轩’,我要在天津建‘三省堂’。想一想当初自己只身一人从温州来到天津,20年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事业上,天津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感激这座城市。”把“三省堂”画廊建在天津,是他的感恩之心,是他要对天津的回报。

也正因为如此,丁方的绘画引起了一些人的困惑和不安。有人从纯艺术出发,认为这过于宗教化,脱离了艺术的限度和范畴;还有人认为将这类基督教的东西置于本土文化的语境中过于突兀,也谈不上内在逻辑,为什么不能更“中国”一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人都在下海经商,很多公司开出来,都需要企业形象策划。大地广告由此应运而生,老高一直在幕后做隐身老板。一直到2004年,老高脱离中国美院,告别隐身状态,全身心投入公司业务,生意越做越大,四处抛头露面。用他的话说,这叫“不得不走上前台”。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评为“中国十大CI设计专家”、“首届中国广告业十大坐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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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便全力以赴奔向那个雄浑而神秘的造型世界,把黄土高原上的“城”作为文化反思和追怀的象征。《城》系列,对丁方来说,标志着具有独特文化精神内涵的油画语言的诞生。画面的物象造型与整体结构是一个象征的空间,天空往往被映成血红色,并照耀在坚实,粗砺的城与土地上,形成了金属般的回应。在一些评论者看来,这些从黄土中脱胎成型、形迹难辨的高原城堡具有多重意味,一方面它们秉承大地之气而与高原同在,聚合着天地人神,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支撑着一个民族数千年生存的秘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神灵隐匿的世界,与高原同在的城堡已面目全非,正像有人所感受的那样,在这里所展示的黄土高原,“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场。这里可能睡着你自己的祖先和血脉相连的人,但是由于历史的久远,很难沟通。你只能面对它冥想、猜测、感慨或者惋惜。逐渐地高耸起来的造型与纪念碑又有关联。纪念碑实际上是坟场的同一个概念的转换形式,使被铭记的具有了仰望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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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端庄古朴、装修考究的“三省堂”画廊,会见到不少名师大家的真迹杰作,信步其间,总会让人们得到艺术的熏陶和感染。前不久,由“三省堂”组织天津书画家代表团代表中国参加在韩国安山举办的“韩国国际书画展”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归来不久的“三省堂”堂主韩必省,此时正在画室中潜心作画。谈起这次画展,韩必省十分兴奋,他说:“此次画展,可以说是成立一年多的‘三省堂’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国门,这也是‘三省堂’今后对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开端。这次展出,中国书画家的作品让各国艺术家和韩国民众深切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厚重,让他们零距离地了解了中国的书画艺术。韩国艺委会主任金仁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系列近作,透出了重要的症侯,强烈反映出艺术家本人的内在冲突及其渴望。由于血气方刚,它们还透出了某种朝向绝对、决不与世俗和环境妥协的意味。

  不过,显然精力是不够的。他给自己的时间大致作了一下梳理——

  他诠释自己从艺轨迹,心得有三:一得益于师门授业。他尊师敬道,进德修业,长年笔耕不辍,不敢稍许懈怠;二得益于收藏借鉴。“盛世收藏”,他志向于书画,借天津艺术氛围好,书画收藏热高涨,博学、众采、广收;三得益于治学严谨,孜孜以求。

这是他的力量和价值所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悲剧所在。他那使徒般的追求,如果说在一个富有精神冲动的80年代曾激动了很多人的话,在社会生活愈来愈世俗化的今天,却显得不合时宜了。

  老高是杭州人,1955年出生,16岁中学毕业就去遥远的内蒙古插队当知青,一去八年,性格中自然带上狂野不羁的因子。回来后,先读中专,然后1983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再后来,他任教于中国美院环境艺术系,并担任中国美院艺术品进出口公司艺术部经理、中国美院环境艺术设计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日日必省,三省其身,进德修业,“反省内求”,必将使韩必省和他的“三省堂”更上一层楼。

然后是文革的到来。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运动开始没多久,丁方父亲作为一个“反动权威”便受到冲击。在那个野蛮的年代,丁方唯一的排遣,就是埋头画画。邻居小孩们特别喜欢看他临摹的三国演义。他父亲还收藏了很多碑帖,画画之外他就临摹碑帖。所以他从小对斑驳杂印的碑就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后来他认为碑是中国的“精神之墙”。

  一直到2008年,老高让28岁的儿子接任自己在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自己只做隐身董事长,开始退隐生意场。画画这时占了他八成以上的时间,另外两成时间也不直接做生意,主要是教儿子怎么管理公司业务。

 

他的《剑形的意志》系列、《悲剧的力量》系列、《原创精神的启示》等新作,就是这种思考和追求的有力体现。这批作品标志着他又突进到一个引人瞩目的新的阶段,栗宪庭将其概括为“深沉痛苦所凝聚的力度”,贺奕说这是“艺术家凭着个人精神爆发力向痛苦体验极限冲刺的悲壮尝试……这一冲刺在一个卑微鄙俗的时代里留下了罕有的激动人心的景观”。

  巅峰时期,大地广告年销售额做到了接近两千万元,日子过得相当不错。看着广州白马、南京大贺、上海分众这些广告界同行都上市做大,老高也野心勃勃,曾一度考虑过扩大规模让公司上市,为此在省内宁波、绍兴、建德、安吉、台州等地都设立了分公司,一切业务加速运转。一直到金融危机出现,才狂心稍歇。

  “三省”艺术。韩必省秉承“传而不习乎”之哲理,拜师学艺,潜心钻研,精心历练,博采众长,持之以恒,取精用弘,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寓居津门20载,求学,拜师,学艺。天道酬勤,如今他书画皆有造诣。

但是,这批作品的主色调仍是爱和坚韧的承受。他当时写下的手记,可视为这批素描的精神按语:“自古以来,那里的人们便受尽了苦难,但劳累虽夺去了人们的容貌,却没有夺走人们达观的欢笑;我从中感到了那里的人们对土地的热爱眷恋之深情,感到了他们在默默忍受苦难时所体现出来的庄严、伟大。”

       
进入2010年,高泉强55周岁,正在筹办自己人生中第一次个人画展,时间是4月2日到12日,地点在西湖美术馆,计划展出上百幅中国画作品。

  韩必省,温州苍南人,生于1966年正月初六,在韩家大排行“老六”,众多“六”的机缘,似乎给他带来了一些福分。幼年的韩必省就对笔墨丹青有着浓厚的兴趣,五六岁开始练习书法,写字画画是他最喜爱的游戏。浓厚的兴趣和刻苦的练习,使得他上中学时已写得一手好字,靠书写对联,他挣出了自己的学费。少年时,潘天寿是他心中崇拜的偶像。

这种力度甚至扩展到人们的居所之中。那里的屋墙都是用黄土夯打出来的,比砖石还要结实。高原上缺水,在那终日不断、震动人心、沉重而单调的挖井的凿击声中,他发现那些劳动着的脊背与远处的山体有着令人惊异的同构性,尤其是暮色将临之际,一个是活动着的山体,一个则是沉默的脊背。这一刻对他意义重大。它甚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美,从中透出了一种人性的伟大。

  “我开公司就是为了满足我和家人的生活所需,但我最大的幸福感还是来自于画画。今天,我可以在纸上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那是因为我已经不存在生计问题,不用在画画上去讨好谁,甚至我也不用去讨好市场,我只要讨好自己就行了。可以说,我用生意给自己换来了创作上的自由自在。就这点而言,我与很多别的画家有所不同。”

  20年前韩必省离开家乡来到天津,拜师学艺,苦心钻研,进德修业。早年师从龚望临摹碑刻,强化了“汉隶的风骨为体,变化为用,行笔以气为主,后行随气转”的理念;拜师华非,领悟到书作体势放纵,遒劲清雅,刚柔相济,至圆至通的哲理。作为恩师刘炳森的入室弟子,他汲取隶书作品既规矩俨然,又惆怅飞动,既宗古源法,又融入时代风尚,将传统与现代书风结合,融汇互通,推陈出新,使法度入于脑,融于心,发于书,而厚积薄发。

我曾到多次看过丁方的这些近作。面对这些心血浇铸的巨幅油画,或者说目睹这样的山河,我就想起了杜甫的千古名句“国破山河在”。富有力量的正是一个“在”字——那养育了一代代子民的祖国山河正是一种“无言的存在”:不仅是我们在眺望它,也是它在“目睹”着我们,并使一个诗人一夜间白了头。从丁方笔下呈现的山河,往往就带有这样的力量。

  过去十年:品牌从无形到有形

  “三省堂”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每月惯例的展览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慕名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既有书画界知名者、爱好者,也有不少大中学生和年轻人,人们都愿意在这艺术的殿堂里得到精神的享受。许多国内知名的书画大家萧朗、颜宝臻、韩天衡、刘文生等大师们,更是把自己的书画代理权交给了“三省堂”。

风化与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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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丁方无疑是孤绝的,不合时宜的。本雅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无人知道一个为迦太基的复活而活着的人是多么悲伤!”悲伤,是的;然而又异常坚定,关怀也因此更为深挚——这就是90年代的丁方。1994年以来,除了《荒野》系列和《城市》系列,他还创作了《灵魂的艰途》、《使徒行传》、《对你说》、《啊,永恒的火》、《死亡无法拒绝》、《我的心,为何为你悲伤》、《神圣的印记》、《我们时代的孩子》、《来自荒野的呼喊》、《余辉驻留的高原》、《罪灵们》、《请退让吧,忧郁的阴影》、《圣言的倾听》、《燃烧的倾空》等许多有份量的作品。

  生于江浙、长于京津的韩必省,他的书画作品集南国的秀美与北国的豪爽为一体,书颂人间和谐,画倾大江南北。他常常庆幸自己能得到众位书画大师们亲自的谆谆教诲和指导,在天津这方热土上,书画皆有建树,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就已是事业有成,赢得赞誉。他说:天津是我的福地,我只能加倍地回报!

“自80年代初我去了黄土高原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试图寻找这样一种绘画语言:它能充分地表现华夏大地的博大精神,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丰厚底蕴。它在学术分类上可称之为‘深度绘画’,在画风上则可称之为表现主义画语。”丁方在他多篇文章中如是说。

  走进“三省堂”画廊,你总会看到韩必省画的各种姿态的猴。他从孩提时就爱猴、画猴,且着迷上瘾。他拜孙其峰和萧朗为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传统绘画为本,在传承中借鉴,并融入西洋画的技法,在注重画面整体感中体现和谐性,在准确性中注入灵动感,使得他笔下的一个个小猴子,构思精巧,色彩淡雅,情趣盎然。为此,有人戏称他为“猴王”。

我们来看《山河》系列:它的重心是重塑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山河”理念,让山河再次成为精神的载体。丁方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山水画虽然很好,但在材媒、体量上都有些“弱”,在中国还有彩陶的传统、青铜器的传统、石雕的传统以及壁画的传统,为什么不去挖掘它们?一次他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一幅元代大型壁画,叹为观止,画面构图与人物造型,都透出一种磅礴的气势,使他深受震动。就他自己所一次次体验的西北大地而言,那也是最适合于伟大的悲剧艺术诞生的造型资源。所以他要“重塑山河”。他笔下的山河应是宏大的、厚重的、具有建筑感和“重金属”感,以雄浑的气象烘托一种崇高、神圣的精神。更重要的,这个生存大地应是被全然地提升的大地。也只有经过一种巨大的精神提升,生存大地的基质方才显露。

  据了解,“三省堂”今后将常年组织名家笔会、举办各类精品书画展,吴山明、蔡超、汪天亮、陈骧龙等书画大师的作品展览已列入今年的展出计划,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中青年画家的作品也将陆续展出;“三省堂”新推出的书画艺术讲座将定期邀请书画大家和艺术类院校的教授讲课。与此同时,“三省堂”还将继续出版各类画册,向广大书画收藏家和爱好者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佳作。

这就是丁方最初两次到黄土高原的收获。他为这样的收获兴奋,1981年秋,他从西安直接到了北京,去中央美院找黄素宁、陈丹青。黄素宁曾是南艺校友,陈丹青在南京创作“进军西藏”时,他就在现场观看。这些学兄看了这些风尘仆仆带来的素描后十分振奋,于是他们就顶着压力(因为这在当时要冒着“丑化”或“暴露阴暗面”的嫌疑),在中央美院食堂为丁方办了一个“素描观摩展”。

  艺术追求无止境

在艺术表现上,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丁方仍习惯于交替使用放射性构图与金字塔形构图,这是他精神力度的某种标志,但与过去相比,这一构图风格不再是那样分明,而往往深藏于物象之中。在笔法和色彩上,层次和色调也更为丰富,有一种沉厚凝重的质感。在画面肌理处理上,丁方曾受到乔治?卢奥的强烈影响,现在则对德国战后艺术家基弗的“废墟式肌理”产生了兴趣。他说基弗的作品中“烧焦的感觉特别强”。他更赞赏的是,基弗的艺术不仅有德国的历史经验,更有人类普遍的意识,能把一个东西上升到神话的高度,开创了具象/非具象、理性/非理性、现实性/非现实性之间的张力空间。这对他有相当的启发。

  那天来到“三省堂”,记者见韩必省正在作画,整纸大幅的“钟馗神威”铺展在画案上,仔细端详画作,钟馗红衣长袍,那飘逸的须髯、圆瞪的双目,将钟馗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记者感到这个“钟馗”画得比上次见到画册上的更有灵性和动感。韩必省说:“艺术无止境,书画艺术就是在永远不断地研究、探索中发展,在不断地创作中获得体会,促使自己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稍后的说话间,韩必省寥寥数笔,一个头戴斗笠,手拿渔竿正安鱼钩的老渔翁,已是跃然纸上,活灵活现。

他需要静思,以反思自己,并重新触及到那内在的源涌。过去一两年,他一直在《中国美术报》工作,一直到它停刊。这之后他毅然选择了做自由画家。1990年春,几经周折,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在圆明园西门附近的福缘门村,租了一个农家院,成为首批入驻“圆明园艺术家村”的居民之一。

冬日和煦的阳光照在本市河西区大沽路上,这里是比较繁华的商业街。在众多店铺、商家的牌匾中,当代画坛名家萧朗大师书写的金字额匾——“三省堂”,在暖暖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显现出“三省堂”独特的文化气息和韵味。

丁方就这样在痛苦和发奋中度过了他的早年时代。1974年高中毕业后,因为他在画图方面的突出才能,他被分到南京云锦研究所。1976年,文革结束,时代开始发生意料不到的巨变。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一下子唤醒了丁方心中那个久久压抑的宿愿。第二年,他不顾单位阻拦,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

  谈及今后的艺术走向和愿望时,韩必省表示:“打算多花些时间用在人物画上,主要是创作一些与佛教文化有关的作品。”在“三省堂”画廊内,记者见到韩必省创作、出外巡展的12幅“18罗汉图”(有的一幅画中有两个罗汉),个个栩栩如生,很是抢眼。韩必省现经营画廊,钟情收藏,但始终不忘对书画艺术的探索与追求,不论春夏秋冬,不论内外事务多么繁忙,都每天坚持2小时的书画创作,使其书画艺术大有长进。

而要这样做,他就需要以更坚韧的精神耐力独自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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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我面对这些作品,我经历的是一种我们自身的精神叙事。艺术家以他全部的生命所反复塑造的山川肌理,不仅一如既往地诉说着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命运,也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个永恒世界的奥秘。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描绘,它是“存在之诗”。大地的扭曲,文明的断裂,灵魂的天路历程,在此已熔铸成一部充满艰辛、苦难和光荣的“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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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在90年代一再强调的是“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对人类终极价值的一种关注,它不注重宗教之间的门派之见。它是超越混乱的一种持久的动力,是价值感、责任感的根本基础。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批判,批判的依据从何而来?就从“终极关怀”而来。换言之,对丁方来说,艺术对现实的监督与批判,只有立足于神性维度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处于历史变动期中人的处境进行有价值的关注和思考。

  “二省”公德。德者,品质也。韩必省书画有名,事业有成,既独善其身,又兼济朋友,不忘回报社会,扶贫济困,馈赠弱者,奉献人民。他热心公益事业,2002年,为建立造血干细胞捐款;2004年,作为建立助学基金发起人之一,为贫困学生出资助学;2005年,他和众多书画家共襄义举,为东南亚海啸受灾难民捐资捐画,并将书画作品结集出版;2006年,“桑美”超强台风肆虐沿海,他又慷慨解囊;为庆祝天津建卫600周年,他与天津电视台合作,投资拍摄了反映天津书画发展史的5集电视专题片《画苑春秋》。

的确,中国西北一带已成为心灵的一方圣域。从他第一次踏上黄土高原起,他就立志成为这片土地的阐释者。而他对它的感受,是和他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纵深感受不可分的。在他眼中和绘画中呈现的黄土高原,其实是时间的空间化,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和一个民族的命运之谜。不仅如此,我还由此想起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地形学”。自从他在它的怀抱中行走,他便在心中默默勾划出一系列既是现实的又是心灵的图景。最终,他与黄土高原所构建的,正是一种最深刻意义上的如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

  其职能,一是构建平台,展示真品;二是书画为媒,访师交友;三是诚信经营,至善臻美。“三省堂”开业一年多来,坚持弘扬中华文化之精髓,展现当代书画之硕果,摒弃追名逐利之浮躁,抵制弄虚作假之歪风,先后举办了国画大师萧朗、孙克纲,书画印大师韩天衡,海归betway88w,画家刘文生及晏平、贾宝珉、吴涛毅等人的画展,特别是大师级的作品展,让书画界为之一震,让书画爱好者为之兴奋。

他还记得黄土高原上第一个不眠的夜晚,当他遥望那满天闪烁的星斗,享受着即将沉睡的母土所发出的气息,那无言的暖流使他泪涌。似乎生平第一次,他才真正知道了“天、地、人、神”是怎么回事。从此,一种异常强烈的激情和创作欲望在他内心里涌动。在这里,他体验着存在的原根性,体会到“进入大地、成为大地”(海德格尔)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意义。他不只是画,同时也在观看、写作和行走。他要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手段,来感受和拥抱这片大地。

  文/周敏

处在北京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再加上工作关系,丁方的视野和交游范围都扩大了。他积极参与了许多艺术活动,同时在酝酿新的作品。9月份,他再次赴雁北地区及陕、晋、内蒙交界地区短期体验,年底,在北方的严寒中开始创作《走向信仰》系列。

  韩必省现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海南创作中心主任、中华文化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天津书协会员、中国天津美协会员、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员、华夏未来国际书画院院长等职。其作品远播海内外,并作为国礼馈赠各国首脑收藏。2002年,天津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诗书画专题艺术片《品味书画》,韩必省作为实力派书画家入选该片拍摄。同年,他应邀访问日本考察及艺术交流;2003年,他参加天津书法艺术节,获得一等奖;2004年,他与天津电视台合拍《画苑春秋》,并担任出品人;2006年,他应邀到台湾举办个人书画展及艺术交流;6月,中央电视台《中华情》赴澳大利亚,韩必省成为特邀的书画家。他还曾为大型话剧《望天吼》题写剧名;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他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的大型邮票银章珍藏纪念册《抗战》题字。

而他对时代的批判,目光一再投向了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当下现实的总汇。在丁方的画笔下,它既是当下中国的城市,又是广义上人类的居所。从深层来看,城市的问题其实是人的灵魂的问题。这就使他的《城市》系列带上了悲剧的、生存本体论的含义。涌向城市的人们和城市一起堕落,越来越脱离大地和本源;耽溺于物质热浪中的人们,再也听不到来自荒野的呼喊——他那时在创作《城市》的同时,还创作了《荒野》系列,以使城市与荒野、历史与文脉构成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对他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也需要以“黄土高原”来作为他个人精神的“最后的营地”。

1998年所作的油画《河畔深淤》,便深刻显现出这种“历史处境”,在这幅作品中,我们看到闪耀的高原、晦暗的淤泥和介于两者之间那如血的河流。神圣似乎已经来临,岩壁上光明闪耀,但河畔的淤泥如此深重,使我们的全部生活深陷于其中。在光与暗的冲突中奔流着的,仍是那血的河。也许正是这种“深陷”造就了一种更有力的“抽身而出”。在丁方的近作中有一幅《此岸的视界》,一道从痛苦中挺身而出的城堡的轮廓,在一道启明的微光中,带着一种永恒的悲剧性力量眺望另一世界。丁方从他的全部生活中创造了这一孤绝的姿态。这说明无论现实多么沉重,判断并提升他的,仍将是另一种尺度。

他在这一时期的大型油画《为晨曦而流泪》,是一首哀歌兼赞歌,每次看都使我深受感动。在恍惚依稀的雾霭中,一帏沉重的幕缓缓拉开,一组被永恒秩序静洁过的沟壑峁塬实体,在坚实的灰白调中显现。在艺术家的感受中,它曾多少次被上苍的愤怒粉碎过,但现在超越一切悲剧的痕迹,就在那熠熠生辉的晶顶之间。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丁方继续了他多年来自学的方式。他开始深入研究他所喜欢的蒙克、库贝尔、卢奥、奥罗斯科、西盖罗斯、马塔约、万徒勒里等近现代大师的作品。在那阶段,对他最有影响的是墨西哥现代绘画。他从乔治?卢奥作品中受到的震动和启示,多少年后也难以说清。同时,他也十分崇拜西盖罗斯的宏大和力量,激赏奥罗斯科的硬朗与激情。

1993年的一次经历让他难忘。年初,他赴俄罗斯考察东正教圣像画艺术。他是坐火车去的,而同车厢里的,大都是去俄国倒卖皮货的中国人。那些皮夹克全是次品或假货,擦上皮鞋油,冒充好的。但是那些人毫不在乎,拿到钱之后,就在火车上喝酒啃烧鸡。丁方默默地坐在那里,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耻辱。

1993年,丁方以他的这些新作参加了《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然而继续创作《大地之歌》系列、《悼歌与颂歌》系列;同时,一个急剧变化的、更富有挑战性的时代也在向他走来。

也许,问题就在于缺乏精神信仰。这真是一个“人性的,太人性的”时代!但是,如果个人的人性不以神性为尺度,这种人性会是什么样的呢?他想起了那些倒卖皮夹克的中国人。人类本性有悲剧的一面,但也有其尊严的一面。这种尊严是由什么赋予的?是由他的信仰而来。而让他失望的是,中国传统中最缺乏的正是这一点。如果说存在的根基由“天、地、人、神”聚成,那么中国文化中顶多有“天、地、人”三个维度。现实和人生中的许多问题正是由此而来。

《沉重的肉体》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赴难的意志和精神再生的创痛。《悲剧的力量》系列大都取材于《圣经》,丁方将即将赴死的受难肉身的正反两面并置于画面中央,肌肉和经络在极度痛苦中扭曲,手臂和头颅却如火焰般向天空舒展,以使牺牲和向天国吁请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加强。《剑形的意志之四》更有力地突现出寻求精神出路的悲壮冲动:画面上方,古老的面具形象和城堡已化为一体,形成压抑性的总体背景,而右下角两把相互交叠的锥形利剑,似乎正带着向上冲刺的力量从深渊中拔地而起。对此,高名潞等人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认为“丁方极其形象化地演绎出个体灵魂的冲动与生存境况间的悖谬和对立”。的确,这和一种要奋力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冲动有关。至于为什么会采用“面具”、“剑”等视觉符号作为象征,丁方说因为那时他看到了商、周时代的青铜面具以及越王勾践的“剑”,那种凝重的金属感和神话般的原始造型给他以很大的刺激。

就这样,丁方做出了对他作为艺术家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选择:他决定单独去西北部写生。他之所以要去西北大地,是因为那里曾是一个伟大文明的起源,因为那里较多地保存了民族苦难的历史和更为纯朴、凝重、本质的东西,因为那里的自然地理似乎和他的生命有一种血肉的关联。总之,他已听到了召唤。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丁方的绘画多年来似乎一直没变,好像从80年代以来,他就是一位“定型”了的艺术家。有人甚至问过他“你从来就没有(自我)怀疑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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